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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掠夺的幼年2019年儿童阅历了什么

核心提示: 原标题:被剥夺的童年 | 2019年,儿童经历了什么? 图片来自:Pexels 记者:林子人 “ 今天孩子的健康、快乐、自由、平等就是人类未来的健康、快乐、自由、平等,每一个成年人都责无旁贷。 ”...……

原标题:被剥夺的童年 | 2019年,儿童经历了什么?

图片来自:Pexels

记者:林子人

今天孩子的健康、快乐、自由、平等就是人类未来的健康、快乐、自由、平等,每一个成年人都责无旁贷。

关于如何让孩子健康、快乐地长大,我们在这一年里反思了很多,也做错了很多。

从新闻头条、译介新书到热门电视剧、教育纪录片,育儿焦虑依旧是贯穿全年的热门话题。我们才为《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里上东区妈妈的疯狂咋舌,就窥见北京顺义的富豪太太们同样能为了“鸡娃”使出十八般武艺。我们惊讶又有些惊恐地发现,全球精英父母正在调动全部资源,以确保下一代依然能够栖身上流社会,即使是向顶尖大学行贿也在所不惜——在最好的大学里接受精英教育正是精英阶层再生产的关键环节。而此举的结果是,其他人的机会被剥夺,阶级晋升渠道被堵塞,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重保障蒙受重创。

随着电影《少年的你》热映,校园欺凌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我们从中意识到,校园欺凌在某种程度上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三道防范关口失守,成绩压倒一切的教育体制的恶果。与此同时,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案例慢慢的变多,社交网络上对于降低刑罚年龄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家庭内部,中国家长依然挣扎于如何与孩子相处。部分父母并不知道如何爱孩子——在他们眼中,孩子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不是需要关心与爱护的下一代,而是牟利的工具,或需要无条件服从家长权威的机器。另一方面,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家长纠结于如何从小培养孩子的平权意识,尽管他们很有一定的概率会面临外界的嘲笑与误解,或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国内,《海的女儿》等经典王子公主式童话受到了新时代妈妈们的质疑;在国外,6岁的英国乔治王子因为学芭蕾舞而被一位美国女主播嘲笑。如果这一代成年人不能摆脱性别偏见与刻板印象的宰制,性别平等和个体自由距离我们的下一代依然遥远。

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危险和暴力的荆棘丛生于家庭和学校内外。豫章学院的阴影仍未散去——许多前学员仍在遭受骚扰和威胁,挣扎于这段经历留下的心理创伤——成都又有一所青少年心理辅导中心被指虐童。此外,暴力、性侵和拐卖的恶魔,无时无刻不在对社会中的儿童虎视眈眈。

读到这篇盘点长文的最后,我们或许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儿童问题”实际上就是“成人问题”,成人构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儿童能获得怎样的对待。

育儿“拼杀战”

1月,《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一个耶鲁人类学博士的上东区育儿战争》一书在中国出版。作者薇妮斯蒂·马丁(Wednesday Martin)为了让儿子“有更好的童年”,全家从纽约下城区搬到上东区,见证了上东区富豪妈妈们的育儿大战。如果说上东区妈妈的疯狂生活对中国读者来说有些遥远猎奇,那么今年7月朋友圈刷屏的网文《海淀家长对不起,顺义妈妈的生活才叫做“不配有梦想”》让我们意识到,全球精英父母在育儿问题上如出一辙:压上全部资源,以确保自己的孩子能够维持精英的阶层身份。

“顺义妈妈”专指在北京顺义后沙峪别墅区一带活动的妈妈,后沙峪距离北京城区20多公里,聚集了一批中国的富豪和明星,堪称中国版的“上东区”。通过爆款网文和新闻媒体报道我们了解到,这些妈妈在成为全职妈妈前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行业精英,然而当财富积累和年龄上升到了某些特定的程度,当外界能够给予的认可和成就感已无以复加时,她们开始全心全意“拼孩子”,以养出“成功”的孩子作为地位的象征。同样是望子成龙,顺义妈妈和普通中产妈妈的区别在于,她们掌握更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能够充分调动资源打造孩子的履历,让孩子直接与全球最杰出的同龄人争夺进入欧美顶尖学府的资格。

3月12日,《福布斯》报道称,美国马塞诸塞州联邦检察官安德鲁·莱林在一起全美范围内的大学招生欺诈案中起诉了50人,这中间还包括曾凭借《美国重案》多次获金球奖迷你剧/电视电影最佳女主角提名的女演员菲丽希缇·霍夫曼、《倾听心灵》演员洛莉·路格林、著名时装设计师莫辛莫·贾恩鲁里,以及多名企业高管,涉案行贿金额高达600万美元,涉事高校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乔治城大学、波士顿大学、东北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等。据报道,这是美国联邦司法部起诉过的最大的一起高校招生丑闻。

获得顶尖高校的文凭为何总是成为父母的终极育儿目标,甚至不惜违法?界面文化曾在《文凭、技能与地位:如果学到的知识用不上,我们为何还要上大学?》一文中援引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中的观点指出,大学学历是阶级晋升的重要渠道,因为教育程度是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的重要区隔手段,大学更多作为一个学生积累文化资本的重要场所而存在,而非提供什么实际的技能。

进入顶尖高校也已成为精英阶层自我复制和延续的途径。今年美国哈佛大学公布的新生调查显示,白人新生中有42%来自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数量几乎是黑人学生的两倍。在受访者中约有17%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50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家庭,12%的学生来自年收入不到4万元的家庭。

界面文化曾在《学区房、密集型教养与育儿陷阱:“鸡娃”时代向何处去?》一文中援引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教授劳伦·A·里韦拉在《出身》一书中的观点指出,富裕家庭以帮助孩子进更好的学校,塑造阶级品位、价值百科观和互动方式等途径,来提升孩子获得优质工作的机会,并因此完成从父母到子女的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在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的当下,这场育儿竞争日益激烈,而富裕、负责又消息灵通的家庭往往占据优势地位。在《爱、金钱和孩子》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也指出,当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高、良好教育的回报率越高,身处这个社会中的父母就越有可能实践密集型的教养方式,中国和美国正是两个典型案例。

这种教育趋势反映了弥漫于全社会的对下一代阶层下坠的焦虑和恐慌。这种焦虑已经形成了“剧场效应”,即看戏时前排起立,后排也不得不站起。当“别人家的孩子”抢跑——特别是那孩子还是“富二代”时——家长如何能心平气和地对待育儿问题?这正解释了今年横空出世的“鸡娃”一词——用以描述中国城市中产家长大搞教育军备竞赛,学区房、兴趣班、家教课层层加码,打鸡血般育儿的现象。

部分中国家长为了让孩子“弯道超车”,甚至求助于伪科学。10月,网络上流传的针对6-12岁儿童的“量子波动速读法”的视频引起关注。在视频中,一群正襟危坐的学生以夸张的速度来回翻动书页,号称“1-5分钟看完一本十万字的书籍并且可以完整复述内容”。所谓的“量子波动速读”(Quantum Speed Reading)号称能“通过想象训练、视觉训练、高速试读训练等,激活我们大脑的松果体”,“掌握不可思议的跨语言阅读能力”。尽管无论是从常识来讲还是科学来讲,量子波动速读都站不住脚,却依然架不住它成为儿童课外辅导市场中热炒的概念,在全国多座城市均开设了学费高昂的培训班。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为很多家长的共识后,家长在育儿焦虑和攀比心理的驱使下更容易失去理性,掉进教育骗局。

《1818黄金眼》节目对量子波动速读的采访

公众已开始反思这种对家长和孩子都压力重重的教养方式。今年暑期热播的电视剧《小欢喜》以及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在揭示中国教育和家庭问题的同时,也试图给出一些替代性方案。《小欢喜》总制片人徐晓鸥认为,《小欢喜》与其前作《小别离》其实都试图为父母对分数至上的坚持和孩子对自我兴趣的追求之间的矛盾提供某种弥合方案,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急速转型、代际间生活经验和价值百科观差异增大的状况。《他乡的童年》导演周轶君则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指出,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家庭对“好的教育”有自己的标准,能够让孩子认识自己、获得内在驱动力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这也是我们在愈演愈烈的育儿“拼杀战”中需要自问的问题:当我们以“为孩子好”的名义将之放入某个成功模板或主流路径中,我们是否忽视了儿童自身的诉求和主体性,剥夺了其选择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当“成功”的定义只有一种——名校毕业、高薪工作——我们是否也抹杀了人生意义的多种可能性?正如接受《每日人物》采访的一位顺义妈妈所意识到的:

“她想到一个可怕的死循环:她用最好的资源培养了小孩,或是上了藤校,小孩过上一个比较优越闲适的生活。但人生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他还是重复我的路。’”

学校教育的边界

10月底,浙江金华市孝顺镇中心小学学生佩戴智能头环以检测注意力的新闻也引发关注。据某电商的产品介绍,这款智能头环采用了“优化的NASA公开算法及专注指数算法信号传输和特征提取前沿技术”,通过分析和采集使用者的脑波,可以清晰地知晓其专注值。头环的前额灯处还配有三种表示不同注意力状态的颜色标识——蓝色表示“放松”,橙色表示“集中”,红色表示“忘我”的集中状态。老师可以此评判、检测学生的注意力状况,把控并调整上课的状态,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智能头环

中国课堂向来重视纪律,家长也希望孩子“一心扑在学习上”,这是此类技术得以在部分学校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的社会心理基础。即使是面对非议,智能头环公司创始人仍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通过真实的数据,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才能不断地改善提升自己”。

同样是在校园范围内,教师是否需要“教育惩戒权”也在2019年引起了许多讨论。2019年7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进一步表示,“将抓紧修订《教师法》有关法律法规,明晰教师教育惩戒权的行使。”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棍棒底下出孝子”是中国儿童教育的主流方式,跟着社会发展和观念进步,整个社会对体罚的态度出现转向——孩子的人格尊严、自由意志越来越受到尊重,爱与鼓励的教育更多受到提倡,加之少子化让孩子对个体家庭来说愈加金贵,这些因素都使得学校里的惩戒成为了一个尴尬又充满争议的问题。部分教师的体罚行为严重伤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激起了严重的家校矛盾。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学校在孩子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甚至比家长更重要的角色,教育让孩子学会区分行为的对错,帮助孩子形成规矩和法律意识,况且部分孩子可能参与了校园欺凌等恶性事件,如果完全放弃惩戒权,就等于放弃了对这部分入歧途的孩子的教养和规训,这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都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教育惩戒权是必要的,但需仔细厘清惩戒与体罚的边界,防止惩戒权被滥用。

另外,“教育公平”问题在2019年频频引发人们的焦虑,学校经受着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博弈撕扯,矛盾似乎越来越难以调和。4月28日,在深圳市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中,民办学校富源学校有六名学生上榜理科全市前十名,以黑马之姿力压深圳四大名校。有人扒出曾有多名河北籍学生入学富源,并取得了优异的高考成绩。7月,“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计划在上海招收300名学生去毛坦厂中学上课的消息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在舆论发酵后这一消息被证实为虚假宣传,相关项目取消。这两起事件提醒我们,“高考移民”不仅没有在严厉的政策打压中销声匿迹,反而呈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形势。

争议背后依然是育儿焦虑。在高考依旧是决定学生是否能上好大学的唯一凭据、教育改革——即弱化应试教育,给学生减负——在各大城市进行多年仍未止步的当下,“素质教育”的意义开始受到质疑,这种声浪在今年2月罗马尼亚大师杯数学竞赛中国队全军覆没的新闻曝出后达到顶点。“素质教育”的反对者有着不同的出发点:一些人认为,这将让大城市中学的孩子在奉行应试教育的地方学校的同龄人面前丧失高考竞争力;另一些人则认为,过多强调素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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